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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国家公祭|胡卓然:法学硕士改行研究南京大屠杀史

临近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馆于11月20日闭馆整修。胡卓然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在纪念馆进行“哭墙”姓名重描工作。“这里刻着10615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而这只是纪录在册的,大多数的人连姓名都没留下。”

又要到那个日子了——12月13日。

南京的上空,又将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

即将到来的12月13日,是第四个国家公祭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对历史的痛感。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

张建军、杨冬权、苏智良、陈平、经盛鸿、武黎嵩……许多人士一直在为“世界记忆、家国情怀”积极奔走着。本组报道,为他们留下记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哭墙”剪影周顺康/摄

李长河、姜玉金、王开田、孔祥书、老五、蒋氏……

一个个饱含血泪的名字印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哭墙”上。

胡卓然站立墙前,微微俯身,一手攥紧手中的毛笔,一手稳稳端着调色盘,聚精凝神,给这些已经模糊的名字反复描红——它们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今却只成为深陷在墙上的寥寥笔迹。

胡卓然在进行“哭墙”姓名补描工作周顺康/摄

临近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馆于11月20日闭馆整修。胡卓然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在纪念馆进行“哭墙”姓名重描工作。“这里刻着10615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而这只是记录在册的,大多数的人连姓名都没留下。”重描工作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胡卓然说,“墨水的浓淡,毛笔的粗细,颜料的选择,都影响着补描工作。有些模糊到看不清的,我们还需要翻阅在册的名录。”

哭墙位于露天广场上,多年雨淋日晒,让部分墨迹有些脱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墨迹,让今天的人们更深刻记住每一位遇难同胞名字,重描工作要在四天内完成,时间紧迫。胡卓然一行人这些天都要忙到天黑,成为这里每天最后的“游客”。

11月22日当天,胡卓然和志愿者们忙碌到了天黑,不仅完成了“哭墙”的重描,同时完成馆内各个遗址纪念碑碑雕文字的补描。前几天只带着十几名志愿者,胡卓然今天召集了四十多名大学生。他不仅要做重描教学、指导,一些“高难度”的模糊字还需要他亲自完成。“我想赶在今天之内完工。明天距离今年公祭日是整整二十天”。

对于一些模糊字,胡卓然需要亲自指导。 周顺康/摄

历史研究和法学其实是相通的

胡卓然是一位青年抗战史学者。其实,历史研究并不是他的本行。他在大学攻读的是法学专业,最终以法学硕士的学历毕业。

“我父亲从事过文史资料的工作,我小时候在家里随手就能拿到关于历史的读物,耳濡目染,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很早就埋下了种子。”相比影视作品,胡卓然觉得书籍中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往往更加惊心动魄,令他着迷。

这种热情伴随着他,直到高中。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日本老兵东史郎良心发现,出庭作证南京大屠杀事件,却在日本成为“被告”,这在社会舆论中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东史郎记述了日军士兵桥本光治的暴行: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名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后焚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桥本光治否认自己的罪行,提起了诉讼。案件一个核心问题是,当时的南京最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是否存在水塘。东京法院以历史上南京最高法院附近没有水塘为重要依据之一,判处东史郎败诉。随后,为了支持东史郎先生上诉,南京方面提供了多份历史地图,证明当年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这些历史地图成为推翻加在东史郎身上不实之词的关键证据之一。

这条新闻让胡卓然首次看到了史料的巨大社会价值,更加激发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在南京上大学期间,胡卓然课余进行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整理研究的工作。“南京是个历史厚重的城市,民国文献资料丰富,想要寻找一些历史资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读研的时候,他常常到南京图书馆去,翻阅抗战时期的报刊。

毕业后,尽管工作忙碌,胡卓然仍会抽空查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我进入历史学界的第一步,是确认了‘南京大屠杀’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

2010年,胡卓然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了刊登在1938年4月5日汉口出版的时事新闻出版物《世界展望》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而此前史学界认为“南京大屠杀”一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11月25日《申报》上,当日该报刊有新闻《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

《世界展望》杂志刊登的《南京大屠杀目击记》 胡卓然提供资料图

这一发现让“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定性术语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7年之久,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反驳了日本右翼的谬论——没有任何记录,南京大屠杀是在抗战胜利后才捏造出来的谣言。

这个发现得到众多史学家的认同,让胡卓然备受鼓舞。随后,他加入了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会,不久后正式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有人会不理解,为什么要放弃属于职业选择时大热门之一的法律工作来从事“冷门”的历史研究?“人有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也希望为了这种志向和理想,做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在胡卓然心中,挖掘和还原历史真相,还遇难同胞一个说法,显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更重要的评判标准。

胡卓然认为,研究历史和法学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其实是相通的。法律是维护真相、申张正义,并被全世界认可的一条道路,而法学的训练,让他学会怎样去寻找证据,把这些证据构成证据链,进行分析和推理,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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